[庆祝郁南解放60周专题之五] 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反封建、反剥削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斗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人民政权，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郁南县的土地改革从1951年初开始至1953年4月结束。

建国前，郁南县农业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地主占有土地，以获取地租的形式给农民进行经营。农民需将全部收成的30%至50%付给地主。部分地主则雇用长工和短工耕种，广大农民多数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为生。由于地租高、生产条件差，生活极为贫苦，农业生产发展长期受到束缚。

1947年郁南全县共有耕地276359亩，其中，地主占有土地177372亩，占总耕地的64.19%（而人口则只占5.08%），人均16.61亩；富农占有土地25827亩，占总耕地9.34%（而人口则只占3.56%），人均3.47亩；中农占有土地40564亩，占总耕地的14.68%（人口占33.3%），人均0.68亩；贫农和雇农，占有土地32596亩，占总耕地11.79%（人口占58.06%），人均仅0.27亩。是时，全县人均耕地为1.38亩，在地主占有的土地中小部分为族田，县内较大的是西坝石桥头邱氏三族（邱永汉、邱美汉、邱彩汉）共占有族田1660亩，租给西坝、东坝、历洞、南江口等地农民耕种，每年收取租谷8.5万斤，平均每亩51斤。

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有：一、收取固定地租。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每年分夏、秋两造向地主交纳地租。一般为五五分成，亦有四六、或三七分成不等。每到收获季节，地主上门收租，要以酒肉相待，还要送田信鸡鸭，手歉毋缺。若拖欠或怠慢，随时均有夺佃之虞。且在租金前收取押金，以防欠租。二、二皮地租。学田、庙田等公产田，租押较低，地主借其权势拥有永佃权，再转租给农民，从中攫取收入，俗称二皮地主。三、雇用长、短工。长工报酬分三等。一等为体力强，具有一定农业生产技能的男子汉，每天为业主做工10小时以上，每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开工，腊月二十四日放假回家，除供食宿外，一般年给回600斤稻谷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地主雇用长工为9471人；二等为童工，自营土地多的地主，每年需雇用未成年的男少年放牛，俗称“睇牛仔”。除供食宿外，每年给一两套衣服，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管养耕牛的同时，还要为业主做一定的家务，每年给回稻谷100至200斤。三是贱价收买婢女，专门侍候地主家中老少，俗称“妹仔”。大多遭受虐待。都城镇有一姓莫的地主婆，每餐吃饭要婢女给她捶骨，食到有谷、砂、稗时吐出，要婢女吃下，每天打婢女两三次，甚至用火钳扭咀，烫铁刺肤。婢女成年后出嫁或沦为地主商人妾侍（小老婆），也有被奸污后高价转卖他方。短工多是农忙时雇用的月工。每天劳动12小时，一般每天可得报酬4斤稻谷。四、放“高利贷”。农民遇到灾荒年月或生活困难被迫向地主求借，要付出高额利息，有的以市价的七八成将土地抵押给地主，逾期无力偿还，从此失去土地。

地主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手段，除上述外还有各种形式，如大湾前进大队一姓陈的地主开设赌场，强迫农民到他的赌场赌博。农民赢了得的是假银币，输了却要交实物。二是开设“当铺”，每押一件东西，规定一个月或半个月为限期，过时不赎取，就算“断当”。三是欺骗愚弄群众，收谷用特别风柜风谷，把常好谷子都风出，称东西采用大枰入，小枰出，放谷时一担要还两担，利息要加二加三。

解放前，郁南农民受封建地主残酷压迫剥削，生活十分贫苦，一年到头，喝的是青菜汤、番薯汤,食的是冷饭头、黄狗头、木瓜头，吃的是粟米羹、木薯羹，即使是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也是早造有米过七月十四，无米过八月十五，晚造有米过冬，无米过年。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剥削下，多数缺乏耕牛、农具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缺乏再生产的可能，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据民国档案载，丰收的民国23年，全县岁产稻谷尚不敷县内之食，赖以木薯充饥。桂圩罗珠村59户农民180人，自有耕地仅11亩，租种地主土地90亩，岁产稻谷27吨，除交租和留作种子外，只有口粮8.5吨，每人每月平均仅有4公斤，广大贫苦农民多数赖稀粥掺以杂粮野菜充饥。民国35年（1946年），因旱灾，大湾前进村能播插水田仅有50亩，占应播面积的4%，饿死230人，占总人数的17%，离乡逃荒5户。河口南龙、佛子坝饿死509人，水肿1350人，卖儿女153户、387人，逃荒315户。1947年西潦浸田3万亩，占全县耕地14%，损失稻谷775万斤，杂粮1.8万担，广大贫苦农民只好以粥水及杂粮充饥。

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部署，郁南县于1951年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下简称土改）。1951年1月17日，成立郁南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由县委第一书记林智敏主持全县的土改运动；同年1月20日，郁南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实施土地改革的布告》，至同年底组织土改工作队共816人，其中地方干部141人，农村干部200人（农村干部、农会干部、土改帮翻队），南下干部和军队干部75人，广州南方大学师生400人。在土改运动中，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具体政策。土地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

1951年1月开始，通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提高农民阶级觉悟，普遍进行减租退押，结合清匪肃特反霸、整顿基层政权组织和人民武装。目的是发动农民起来，打击地主的威风，改变阶级力量对比，进行“二五”减息，清退地主的钱粮，部分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分子与土匪纠合，潜伏山区继续顽抗，这一阶段必须清匪反霸，才能使土改扫除障碍顺利进行。1950年2月，本县四区的内翰发生“匪帮暴动”裕义粮仓被抢劫，征粮工作队员共十多位被杀害，经镇压，击毙匪徒14名，逮捕46名，全歼匪敌（当时尚有一名在逃亡，后在土改运动中抓获）。七区扶合粮仓遭匪徒抢劫，工作队员数人遇害。1951年2月，附城匪首黄呀，纠合40多名匪徒参加封川、平岗暴动后，窜回本县被抓获，依法予以枪决。同年3月，捕获抢劫榃滨粮仓土匪5人，逮捕七区土匪5人，搜获三区土匪12人。至年底，先后共消灭土匪10股，处决为首分子89名。初步扫除了土改的障碍。此间，还揭发各乡恶霸分子174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清退稻谷4120吨。

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划分阶级，分配土地和进行民主建政。1951年5月，全县以连城（现宝珠）为试点，然后铺开白木、富窝、承平等9个乡，同年7月结束。此后全县再分两批进行，第一批33个乡，1951年夏收后开始，1952夏收结束；第二批45个乡，1952年夏收后开始，当年12月底结束。这一阶段又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宣传发动，扎根串连，组织队伍。

工作队进村后，广泛宣传中共中央确定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通过访贫问苦，找出最贫最苦受地主阶级迫害最深的贫雇农为根子，土改工作队和贫雇农同食、同住、同劳动，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阶级觉悟，消除思想顾虑，然后由他们串连发动农民群众，通过诉苦挖根，查地主阴谋，揭露地主罪恶，提高了认识，积极起来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如第四区（现连滩）思和乡石桥头村工作队员住进贫农陈北钦家里，启发其阶级觉悟后，通过他发动17户贫雇农，揭发该村地主阶级当权派陈x x（当过保长），把持六个公尝，依恃权势，压迫剥削人民，并在解放前组织反动联防队，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在罗定、郁南边界攻打我游击队的罪行，还揭发了陈xx家属于解放后，以同姓同房的关系，用小恩小惠手段拉拢和蒙骗群众的丑恶嘴脸，打开了该村运动局面。各村在广泛深入串连群众的基础上，然后组织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阶级队伍，成立农会。

第二步、斗地主 划阶级。

在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基础上，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反复深入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斗争形式，有以一村、一乡为单位进行，也有联乡甚至举行全县大会进行，第四区思和乡石桥头村恶霸地主邱xx，有一妻一妾和几个婢女，他通过长短工，收地租、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剥削，郁南解放前夕，他组织自卫队，勾结国民党反动军队在罗定金鸡、苹塘攻打我游击队，同时散播谣言，欺骗群众，解放前逃离大陆。其妻亦与他一起直接参与剥削，欺压贫雇农，毒打婢女。当群众斗争她时，还抗拒抵赖。1952年秋，在石桥头村举行了全县斗争大会，人民群众纷纷揭发她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才低头认罪。

在对敌斗争中，个别乡曾出现打击面过大，五区有部分乡把一般地主都关禁起来，强迫劳动，有的斗“小”不斗“大”，认为大地主在“八字运动”已斗过，没多少油水，有的搞非法斗争。县委发现后，及时纠正，坚持执行中共华南分局关于在对敌斗争中区别对待的指示，讲究策略，集中力量打垮地主阶级当权派，争取分化一般地主。

两年来，全县共批斗2006人，其中，地主阶级当权派517人，一般不法地主1333人，反动富农31人，反革命分子125人。按其罪恶大小分别处理，其中判处死刑33人，管制278人，参加斗争的群众187979人，占全县农村人口79.3%。

在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同时，根据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等有关法令和政策进行划分阶级。在整个过程中，坚持思想发动，掌握政策，坚持对敌斗争。反对和平划阶级、技术划阶级、静止划阶级。对地主阶级通过两查一算（查发家、查罪恶、算剥削帐），使农民认识到地主阶级全赖私人占有大量土地，坐收地租，放高利贷，雇用长、短工等经济手段剥削贫苦农民，在政治上往往勾结反动势力压迫人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认识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广大农民愿望和利益。对农民则普遍进行家史教育和阶级教育，通过诉苦、挖根，使广大贫苦农民认识“谁养活谁”和土地归还人民的道理。通过三榜定案，全县划为地主的有2120户，占农户总数3.39%，富农1231户，占农户总数2.01%，中农16027户，占农户总数26.03%，贫雇农42178户，占农户总数68.52%。其中曾多划地主27户，应属中农，有94户中农实为贫农，中农中有114户实为贫雇农，在三榜过程中予以核实。

第三步、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土地，分配斗争果实。

据77个乡的统计，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的土地共156260亩，占全县耕地266317亩的58.67%；没收农具31427件，耕牛3126头，房屋14507间，家具195801件，粮食稻谷共7467吨。土改队协助农会采取“填坑补缺，中间不动两头动，肥瘦搭配”的办法，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及耕牛、农具，分配给广大贫农和雇农。地主亦可分得一份，让其自食其力。金银上缴国库，房屋、财物则优先照顾分配给最贫最苦农民。

第四步、健全乡级政权及群众组织。

土改运动后期，建立88个乡政权。同时健全农会组织，计有会员5.87万人（女2.09万人）占农业人口28.1%，民兵3322人。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达1.1万人。

土改复查主要是解决土改中遗留问题。复查工作自始至终依靠农民协会和乡人民政府的干部进行。发动群众检查在划分阶级成份上有无漏划和错划，发现错误的立即纠正。同时对反攻倒算的地主进行斗争，分别发落，强制他们劳动改造。在农民中进行民主团结教育，解决分配中遗留问题，复查结果：地主占总人口5.08%，原占耕地面积64.19%，土改后下降为3.99%；富农占总人口3.56%，原占耕地面积9.34%，土改后下降为4.1%；贫雇农占总人口58.06%,原占耕地面积11.79%，土改后上升为63.46%，其余属中农耕地，占耕地面积28.45﹪。

复查结束后，进行查田定产和颁发土地房产证。

郁南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两年多，取得的成效是伟大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废除了二千多年来的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通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再不受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1953年粮食总产比1949年增加278080担，增产32.59%；1954年比1949年增产317220担，增产37.18%。

第二、农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解放前，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政治上遭受地主阶级压迫、歧视，无地位，经济上受地主阶级的剥削，终年辛苦，却得不到温饱。土改后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人。1952年底，建立88个乡政权，不少农民成为政权中的领导人，同时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据不完全统计，农会会员58783人，占农业人口31.5%，其中担任主席和委员的1429人，任小组长的3329人，在土改中培养积极分子及骨干12000多人，成为农村建设中一支主要力量。特别是农村妇女，在旧社会中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不能独立，饱受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一切受人支配。在土改运动中作为依靠对象（当时称作根子），提高了觉悟，带头诉苦串连，斗地主恶霸，她们不但获得彻底的解放，还涌现了一批先进分子，参政议政。如连滩的古少梅，原是鹤山人，广州沦陷时到香港做家庭佣人，后嫁到连滩，家中无田无地，靠织蓆割草卖为生。日军侵占连滩时，把她的儿子抛进水缸，差点浸死。丈夫患病，向本村大地主购药，因欠4两谷买不到药而死，死后连棺材也没有，在旧社会真是苦大仇深。在土改中被扎为根子，通过她诉苦串连，组织了50多人的阶级队伍，成立了贫协，她被选为贫协会的委员，后在工作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1953年，被提拔为连滩区副区长。退休前任连滩镇党委副书记。该年全县88个乡中，妇女被选为区、乡长的有84人。广大妇女还积极投入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参加夜校识字班学习，扫除文盲，提高科学文化知识。

第四、通过清匪反霸，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解放初，县内尚残存一批敌视共产党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罗旁地心村一带有“五里路无干净土，丹竹坑环境四面楚歌”之称。1951年全县开展“八字运动”，有力地清剿了土匪及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先后捕获匪首4名，胁从分子576名，有497名土匪向大军自首。共缴获机枪4挺，长枪273支，短枪217支，炮弹3颗，手榴弹235个，毒药2市斤等，使土地改革顺利进行。

第五、培养了一支党的优秀干部队伍。两年来，土改工作队坚持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访贫问苦，扎下了根子，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工作。绝大部分的土改队员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贫雇农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艰难险阻，迎刃而上，郁南是个山区，交通不便，两条腿成为交通的主要工具，队员们吃的是野菜、杂粮、稀粥，经常挨饿，翻山越岭开展工作，群众美名为“铁脚蚂蚁神仙肚”，通过土改的锻炼与改造，成为工作上有一定本领的干部，土改后，他们分赴各地和各行各业工作，有的担任各级领导，有的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然而，在土改运动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也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较突出的：一是有个别乡搞得比较粗糙，贯彻执行中央和华南分局的政策不够全面彻底。二是打击面过宽，甚至打击了根本不应打击的人，特别是曾在革命游击战争中和地下隐蔽斗争中支持过革命的民主人士。如爱国民主人士李光汉先生，自抗日战争以来，在我党教育启发下，就与我党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特别是在1948年的郁南人民“四·一八”武装起义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毁家纾难，一家五口（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共同参加起义，还捐出家中收藏的武器给起义部队使用。起义后，妻离子散，财物全被国民党没收和损毁，他在所不惜，坚持跟共产党干革命。解放初，因病逝世。郁南土改时，仍被划为地主，妻儿及亲人受到株连和伤害。直至30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才获平反昭雪，政府为其重建墓碑和修复被毁的门楼。又如吴树文，解放前一直经商，其子是中共党员，吴一贯支持我党的革命工作，其家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和活动场所。1948年“四·一八”起义，为我党筹集起义经费。起义后，被国民党封抄了他的家产，他离家出走，东躲西藏。解放后接受政府的委托搞经济工作。郁南土改时，他被定为工商业资本家兼地主，遭到拘押，在狱中病故。1986年才得到平反，定为爱国工商业者。三是在整党中，把带领郁南人民获得解放作出贡献的原中共郁南地下组织诬为“地主党”，其领导的武装诬为“土匪武装”，使原来的党员背上了黑锅，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有个别党员甚至含冤而逝。1939年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刘俊英，长时间担负三罗地下交通联络站和掩护领导机关的工作，并积极为党筹集经费，受到上级领导机关和同志们的充分肯定。郁南土改时，因其与地下党的统战对象有来往并敢于为他们讲一些公道话，被视为存在严重的地富思想，阶级立场不稳，在土改整队中被批斗。直至1981年3月，中共肇庆地委对郁南“地主党”、“土匪武装”予以平反，同时对受处分的37人进行复查，其中恢复党籍28人，恢复公职6人，维持原处分3人。（执笔：龙宝贤）